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不缺少知识分子的身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汉时期的文化与制度一统、经学兴起以及文官制度建立，隋朝开始延续至清末的科举制度和文官体系运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及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知识分子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空间的分布层面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乡野派和官方派，而在两派知识分子当中，官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独树一帜，尤其是在舆论（包括传世的史册）之中，在中国历史中似乎存在一个共识，对于乡野派知识分子的作用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和立场。而在历史上，官方知识分子挟庙堂之威，也不乏打压乡野派知识分子的例子。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追求通过仕途来实现“致君尧舜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说白了，就是各个都是“官迷”，再不济事，也要谋个“师爷”来干干，而能做“帝王师”，则是传统知识分子普遍的追求和理想。不过从知识分子的整体来看，庙堂上的知识分子往往随着权力和政治变化而沉浮，也并非都能发挥显著作用。在上个世纪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造成了严重打击。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几乎不曾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甚至在下降（人文科学领域要比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不是只有皇权、城市和庙堂，还有更为广泛的民间、乡村和江湖，从更广的维度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在庙堂之上辅助皇权和统治者，也不只存在于太学、国子监和现代大学担任精英教育者，他们还以更大的规模存在于广大的乡村社会，对中国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产生了现实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在另一类乡野派的知识分子影响下，展现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轨迹和独特内涵，作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力量，支撑着社会发展。
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曾有一批知识分子志不在当官，志不在成为所谓的“大学者”，而在于教化平民。他们以乡村建设为己任，以清晰而坚定的家国意识、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历史使命感、以切实简易粗朴直接的平民风格和学术风范，深入民间，广施化育，对中国的传统乡村治理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明中晚期逐渐壮大的泰州学派堪称典型代表。
中国的传统乡村组织体系是非常独特的，而维系者主要就是乡野派知识分子。他们具体通过族谱、祠堂、义庄、义田、社仓、乡约、义学等方式来加强治理，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加强乡村的教化和道德伦理约束，使中国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基层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提高了大面积乡村的社会黏合度和凝聚力。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们，就广泛参与了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把儒家的传统思想精髓渗透到具体的乡村治理机制中，对乡土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泰州学派知识分子的乡村讲学实践，对于民国时期的梁漱溟等人的影响非常大。民国时期，内生性的传统乡村治理坍塌了，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乡村建设实践。他们搞乡村建设，目标是从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挽救凋敝的乡村。不过，他们的个人努力难以扭转时局，不能挽救民国时期乡村逐渐凋敝的现实。
那么，中国的乡野派知识分子与官方派知识分子究竟哪个才算真正的主体和主流呢？真正的答案可能出乎社会大众的意料，安邦咨询的追踪研究表明，乡野派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主流和主体。
以明朝为例，乡试、会试的竞争激烈，远远超过现今的高考。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中举率约为3.3%，也就是说有高达96.7%的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在野状态。而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录取率约为5%，在野的知识分子也有95%。既然乡野派知识分子是主体，为什么舆论、史册及名望却由官方派知识分子基本独占？
最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特权。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秀才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每年有廪膳支取，勉强供家庭生计，还可免除徭役。在社会地位上，秀才是读书识礼之人，受到普遍尊敬。小民不可以与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在明朝，即使是宰相，也不敢坐受秀才一揖，更不敢以便服见秀才。秀才见上官，俱用名揭，长揖而已。秀才与知县交际，用治下门生名贴，称老师为尊，分宾抗礼。更遑论史册均由官方派知识分子所掌控，一支笔写天下，乡野派知识分子虽然做的都是实事，但除了“野史”地位之外，也基本无可奈何。
